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时代创新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0-26 16:24 浏览次数:

  中国社会学已恢复重建40年,总结中国社会学对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成就、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极为重要。为此,“社会学重建40年与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行,来自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会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等领域的7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

  站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大时代面前,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时代创新,是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宋林飞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应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自觉担当理论创建者和民族复兴大任的角色。吉林大学前常务副校长邴正认为,中国超大型、多民族、不协调、多层跨越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家国一体、伦理本位、平衡取向的微观社会结构,呈现出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特征,这决定了中国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这一过程需要着重研究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小群体、地方、中央的关系,民族关系和东部、中部、西部关系。

  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其基本精神需再认识。中山大学蔡禾指出,社会学学科发展需要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目前社会学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在理论领域,宏观社会学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课程式的理论介绍上,缺乏对理论流派、经典人物、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在社会史、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史上的研究也亟待进一步深入。因此,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需要在“史”和“论”上下功夫。南开大学赵万里提出,面向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中国社会学一直具有的实践的精神气质,加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践品格和当代社会学“实践转向”的双重影响,中国社会学形成了实践品格。中国未来的社会学发展应将学科价值融入社会价值,基于实践逻辑来发现和创新理论。

  本土化仍是衡量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的重要维度。南开大学关信平指出,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在重建初期前辈们一方面致力于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另一方面着重发展应用社会学,通过调查、影响国家决策等方式努力解决社会问题。40年来,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还未完全成熟,面临着本土化、中国社会转型等现实问题。南开大学王处辉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已经进入了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核心的自主研究创新期。中国社会学家逐渐与西方社会学家平等对话甚至开始向他们讲述“关于中国社会”的故事,这是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重大进展。在此基础上,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是形成中国社会学理论,为此学界需要在同一个维度就概念、命题、方法论等问题进行研究对话。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需要处理好本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建构的共性与个性、社会发展中理论的适切性、社会学理论的统摄性、世界性与民族本土性等关系。南京大学周晓虹认为,本土化具有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学术方面指将中国的社会特征及民族性格融纳到社会学中,实践方面指使社会学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社会学本土化的最核心争议是知识的“跨境效度问题”,并做出了社会学从本土特质到国际视野的展望。

  社会学学术体系发展需要新的方法体系为支撑。复旦大学范伟达指出,当前智能化发展迅速,社会研究与教学难以紧跟,呼吁各高校应及时补充精通新兴技术的教师资源,及时更新课程与教材,以便学生所学技能适应时代需要。南开大学乐国安认为,网络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建议各种方法相结合,以实现跨学科方法优势互补。哈尔滨工业大学尹海洁认为,当前对大数据有许多认识误区,应从大数据的技术和价值双重维度正确认识大数据的本质,同时避免误用、滥用大数据。

  学者们试图在众多领域进行社会学新话语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呼吁在借鉴西方现象学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空间社会学理论;山东大学林聚任认为,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应注重理论融合,创新话语体系和学科交叉整合。清华大学沈原回顾中国劳工社会学研究的30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主题的变迁认为,最近十年劳工社会学研究领域拓展到众多行业的劳工群体、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研究,通过引入“劳动关系”视角,推展中观比较分析,正在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华中师范大学郑广怀关注平台劳工的新劳动过程问题,对其中的强吸引、弱契约、高监管、低反抗等悖论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在经济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山大学周大鸣关注中国专业市场发展的文化动因,认为以家族与宗族传统、熟人网络和地缘传统与族群关系为基础,家庭商业向专业市场的扩张推动着中国的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清华大学张小军希望以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打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对立。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众多学者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北京大学王思斌认为,在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以后,我国将进入后脱贫攻坚期,在市场竞争压力大、支持环境弱、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政府支持撤出的情况下,贫困群体可能发生“退行”,面临返贫困境。构建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韧性是后脱贫时期反贫困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提出,应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政策框架。河北大学王金营强调提升公共服务在连片贫困地区的反贫困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毅分析了农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农业工业化的特点等问题,并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有关思路和逻辑。

  人口问题近年来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受到高度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反对社会舆论对中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的盲目对比,研究认为中国生育适龄人口只是结婚年龄推迟,普婚仍是中国人口婚姻状况的突出特点,终身不婚者比例极低且多年稳定。南开大学吴帆认为,中国生育危机面临着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三个相关信号,这三个信号也是个人生育角色和生育行为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连斌呼吁警惕我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并从政策视野提出一定要把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南开大学陈卫民认为,社会流动加剧以及地位消费思想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认为,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人口政策需密切关注生育趋势,避免进入二次转变后再行调整。华中科技大学雷洪对出生人口预测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怀疑现有的问卷问题很多测量的是生育意愿而非生育行为,而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之间有许多中介变量都被忽略了。他认为对城市人口的测量同样存在疑问。南开大学李建民认为,人口学家有必要预测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何时到来,并且不能只关注人口的多少,更要关注人口负增长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同的人口结构组成的集合体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经济后果。

  儿童保育在低生育率时代更显重要;社会治理是当前社会学研究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学者们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为壮大改革开放的力量,丰富建设话语,作出了积极贡献,相信未来中国社会学者将为中国社会发展奉献更好的研究成果。


上一篇:安信证券:科技景气的逻辑正从需求端走向供给    下一篇:交互手势的容错性和逻辑性